杨度:清末民初第一奇人
天下彩网站 责任编辑:qy 2018-09-21 14:08:06 淑嘉皇贵妃 懋嫔 温僖贵妃 宋育仁

  在中国民众中,人人皆知“中华民族”一词,但是这一词汇的由来呢?

  “‘中华’之名词,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,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,乃为一文化族名……以此类推,华之所以为华,以文化言,不以血统言,可决知也。故欲知‘中华民族’为何等民族,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,而已含定义于其中。”

  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一问世,立刻得到知识界精英们的广泛认可。

  它很快流传开,成为一个民族通向世界的响当当的身份证。——这应该是作者杨度没有想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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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度生于湖南湘潭,本名杨承瓒,字皙子,祖上是世代务农的乡绅之家。

  太平天国运动时,杨度之祖父入湘军,官至正四品的都司;杨父曾入曾国荃营中效力。

  杨度九岁时,父亲病故,他被伯父杨瑞生收养。回籍后,以“才男”之名,被本省硕儒王闿运收为弟子。

  王闿运,人称“湘绮老人”,素抱帝王之学。杨度师承这位国学大师,自幼立下大志,随时准备成为一代帝王之师。

  “庚子之乱”后,慈禧太后意识到兴办新政的重要性,随下令派人与湘绮老人商讨派遣少年留学生之事宜。

  杨度不顾恩师的反对,毅然自费赴日,成为黄兴等人的同窗。

  那一年,杨度二十七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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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留学日本第二年,清政府痛感人才匮乏,接受新派人士的提议,下诏举行“经济特科”。

  湖南才子杨度经人推荐,在紫禁城参加了殿试。发榜下来,杨度的成绩在一百八十六位“拔尖人才”中,名列一等第二名,仅次于广东人梁士诒。

  不幸的是: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,听说殿试的人员中,多有“新党”混入,随下令通缉。杨度被老乡出卖,只好潜逃出京。

  再到日本时,他因被通缉而名声大震。他写的《湖南少年歌》,一时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。

  其中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是湖南人尽死”一句,更是激励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!

  杨度创作的另一首诗歌《黄河》,由沈心工谱曲,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爱国歌曲。

  “长城外,河套边,

  黄沙白草无人烟。

  饮酒乌梁海,策马乌拉山,誓不战胜终不还。

  君作铙吹,观我凯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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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世纪末,中国音乐界评选“二十世纪经典歌曲”,它因其意义深远,排名第一,列李叔同《送别》之前。

  此时的杨度,能写一流歌词,更有一流政见。

  1905年,奉旨出洋考察的两位大臣找到杨度,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。杨度此番受托,不啻是另一次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“殿试”。

  他的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两篇重要文件,获得朝廷首肯,成为清廷立宪的蓝本。

  不久,他便以“精通宪法,才堪大用”被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荐,官职四品京堂候补,入宪政编查馆行走。

  杨度终得“金榜题名”,成为清国宪政第一人。连当时名满天下的超也背地里赞他为“国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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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谓国士?

  “国士乃见解超前,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,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,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。国士的‘证书’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‘评委’共同颁发的。”

  入仕后,杨度一直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。

  一年后,光绪与慈禧相继过世,袁世凯被新政载沣怀疑与“戊戌变法”的告密有关,被判了个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

  袁世凯带着家眷仆人,惨淡返乡。众门生及军界故旧皆避嫌不来送行。但有两位内阁高官不避人嫌,赶到月台话别。其中之一就是杨度。

  之后,他在敏感时期,仍亲去老袁的洹上村探望。恰遇朝廷派人准备重新启用袁世凯。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,应观事态发展。

  这一招果然灵验。老袁称病“不肯授命”,朝廷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于老袁,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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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袁世凯重组内阁时,杨度一跃成学部副大臣,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,正二品的高官。

  辛亥年(1911年)12月9日,袁世凯接受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黄兴的建议,全力促成了清廷逊位,作为条件,他如愿当上民国大总统。

  “帝王学”传人杨度明白:晚清时期,他要辅佐的人,只能是袁世凯。

  民国四年(1915年),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郁闷不堪的袁世凯,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。

  是年七月,长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,杨度作陪。席间,小袁谈了共和体制的缺点,表露出更改国体之意。梁当场反对,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。

  8月,大总统的洋策士古德诺写了一篇《共和与君主论》,明白下了结论:中国如用君主制,较共和制为宜。

  暗中筹划的杨度知道机会来了。他前往中南海觐见大总统,请示建立一专门“研究国体问题”的机构。

  在老袁的默许下,杨度与几位有影响人士,成立“筹安会事务所”;自任理事长,将早已写好多日的《君宪救国论》抛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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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,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、平等诸说为何义。”

  杨度认为: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养太低,才有了目前的混乱政局。欲强国富民,唯一的途径是走“君宪”制。

  杨度的雄文,挠到老袁的最痒处。

  他亲赐“旷代逸才”的匾额给杨度,等于给各地官吏指出了前进的方向。各地的反对之声因袁的明确表态,迅速变向。

  很快,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众多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。许多请愿团中,甚至出现“车夫请愿团”、“乞丐请愿团”。

  各民意代表,只需在“君主立宪”的票上写“赞成”,或“反对”,投入箱中,就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。——这一闹剧,以各省代表人数“全票”通过,赞成君主立宪。

  然而,如此倒退行径,必然遭到全国一片反对声。

  随着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,北洋军旧部也加入反叛行动,再加上东交民巷(各国外交部所在地)拒绝承认新帝国,老袁内外交困,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。

  袁世凯创立的“中华帝国”只存活了八十三天。6月6日,袁世凯在一片诅咒生中命丧黄泉。

  据袁氏第七子回忆:父亲临死时,曾大呼“上当”;还有传言,说老袁咽气前,恨恨地说了句“杨度误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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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袁世凯过世第二天,杨度前往中南海吊唁,留下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:

  共和误民国,民国误共和?百世而后,再平是狱;

  君宪负明公,明公负君宪,九泉之下,三复斯言。

  黎元洪主政后,筹安会六君子,成为过街老鼠。杨度被迫窜至天津租界避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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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至此后,他远离政坛,潜研佛经与书法。后来,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反目遭炮轰。杨度一度出山,襄助孙中山和国民党躲过大劫难。

  之后加入国民党,成为孙中山器重之人。不幸,孙氏三年后病故,有功之臣杨度再遭冷落……

  时间到了1931年,一个深秋的夜晚,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到当时的地下党夏衍。

  两人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小洋房里,潘把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介绍给夏衍。

  他们似乎很熟络,彼此没有太多寒暄。两人交谈了一阵,内容所涉及的人物名字,夏衍全都不了解。

  临走,中年绅士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,似乎是临别礼品了。

  出了门,潘汉年反复告诫夏衍,此人乃知名人物,秘密党员,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,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。

  夏衍和那位中年绅士来往半年后,他才坦然告知:“我叫杨皙子,杨度。”这一下可真让夏衍大吃一惊

  杨度,当年的帝国祸首,军阀政府的座上宾,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,竟然是本党同志!这一幕简直太传奇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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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二十年(1931年)9月17日,杨度溘然归西,享年五十六岁。

  “市井有谁知国士?”是杨度自叹的诗句,也流露出作者的伤感心境。

  他一生纵横捭阖,想通过帮助非常之人,成就救国大业;或许是性格中的缺憾,或许是他将理想寄托于君宪制,而非共和制,错选了方向。

  但是杨度在“毁家纾难”上,其功德之深厚,无愧“国士”之名。

  当年,为搭救朋友李大钊,他把京城的住宅“悦庐”卖了;数年后,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,又把青岛的洋楼卖了。

  失去私宅的杨度,不得不靠杜月笙提供的住房,外加600元月薪,再加自己卖字画的润笔过活。民国初年的“旷代逸才”,屈尊为杜氏“门客”,吃嗟来之食。

  然而,当你知道他已经被周恩来发展成中共“特科”的成员,利用他的名士身份,在与新朋故交的谈天、饮茶、搓麻将之时,猎取无价的情报,再转给潘汉年等人。你又能做何种感想?

  能把危机四伏的间谍工作挥洒成一种优雅生活的主,恐怕也只有杨度这等名士吧。

  在明为杜府秘书、暗为中共间谍的岁月,杨度先后在上海加入“中国互济会”等慈善组织,捐款甚巨。

  “中国互济会”营救了当时不少遭政治迫害的受难者、被关押的政治犯,以及很多流浪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。

  只可惜杨度这些可歌可泣的功德,在新中国成立后,在人人自危的一系列运动中,逐渐地被埋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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